1968年10月28日晚，北京已是深秋股票配资入门，西北风透着凉意。中南海怀仁堂里灯光璀璨，毛主席准备接见一批在战争与建设中表现突出的干部和战士。名单递到主席手上，他随意扫过，却在最后一行怔住——“李讷”。
“李讷是哪级官？”毛主席轻声问身旁的，语调平静却带着疑惑。汪东兴答：“解放军报社负责人之一，团职。”主席眉峰微蹙，没有再说什么，目光却落在窗外深色的夜空。
李讷站在会场一角，军装旧却整洁，没戴任何特殊标志。她知道父亲的性格，也能猜到那句询问背后的分量。几个月前，她刚被调任报社领导岗位，同事们说她“年轻有干劲”，可她自己心里明白，那份任命更像一份考卷。
若把时间拨回到十五年前，这位自称“延河边长大的孩子”每天都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上北师大女附中。那辆车车铃坏了，她干脆用嗓子喊“让一让”；同学并不知道她的身份，只记得那个留短辫、爱抢最重劳动活的“李同学”。工作人员见她经常夜骑回中南海，心疼想用吉普接送，结果被毛主席严厉挡回：“别人家的孩子能走夜路，我的孩子也行。”
1960年，全国遭遇三年困难时期，毛主席带头减粮，他每天只吃青菜、玉米面。李讷周末回家，总被嘱咐“多吃点肉”，那时她并不知道父亲连续几个月没见过荤腥。等到真相被厨房师傅无意间透露，她默默在日记里写下：“爸爸给的，是最难‘消化’的爱。”
北大毕业后，她进了解放军报社，从校对员做起，写稿、改版、跑采访，一天连喝两壶浓茶提神。报社调她当负责人，上级看重的是学历和干劲，可她清楚自己缺乏管理历练。接见名单报上去时，她犹豫过，终还是没提异议——在那个年代，服从集体早已成了一种职业本能。
接见仪式结束，主席回到住处，翻开汪东兴当天的记录。沉默半晌，他放下笔：“一个年轻娃娃没实践就扛重担，出错怎么办？让她下去锻炼。” 随即作出决定：李讷脱离报社，赴中央办公厅“五七干校”劳动。
一纸调令下达，报社不少老同志替她鸣不平，她却淡淡地说：“去农场锄草，总比写稿错一个标点挨读者骂轻。” 第二天一早，她背着帆布包，挤上去井冈山的军列。车厢里烟头味混着花生壳味，李讷靠窗站着，窗外山峁连绵，她的情绪反倒轻松——多年骑车风雨，早把自尊揉进尘土，没什么舍不得。
干校的活计不分男女：挑粪、抬石、开荒。她手脚利索，碰上两里地挑七八十斤粪的活，总抢在前面。有人劝她“歇一会儿”，她笑说：“肩膀疼就当练臂力。” 休息时，她会翻《资本论》做读书笔记，纸面被汗水渍出白痕。
30岁的婚姻问题也被大家念叨，父亲早打过“预防针”——“找个过日子的人，工人也好，农民也好。”干校伙房小灶里认识的徐姓青年朴实腼腆，两人因一场合挑石块的差事熟识。李讷主动写信报告恋情，毛主席阅后批：“同意。” 嫁妆只有《马恩全集》和一封书信，婚礼在菜园旁的空地举行，三鞠躬后鞭炮碎屑掉进泥沟，简单到极致。
婚后，夫妻间的落差逐渐显现：一方喜欢读书谈历史，一方满足于日常安稳。短暂的温情被琐事消磨，两年后选择分手。孩子尚在腹中，她咬牙签字。消息传到中南海，主席抹了把脸，对秘书说：“讷娃的婚事太仓促。” 这句话没带责怪，只是遗憾。
1972年，李讷独自带着幼子回到北京。毛主席视力已大不如前，他摸着女儿的脸：“娃娃，辛苦不？” 李讷没哭，只说工资够用。实际上月末常常捉襟见肘，主席听汇报后拿出8000元稿费，嘱咐：“别委屈孩子。” 这笔钱在那个年代相当于普通干部几十年的积蓄。
毛主席去世时，李讷身体与精神双重崩溃，靠着旧日笔记里的只言片语支撑。后来，她经朋友介绍与云南军人成婚，一家人辗转昆明、北京，过极普通的日子。
多年后回到韶山，面对稻田边的石牌，她跪下，用双手掬起泥土，低声呢喃：“爸爸，我现在很好。” 夜风吹过山谷，那句轻轻的话被稻穗吞没，只留田野间一阵虫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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